BOB中国古典园林的动态美，首先表现在景物的动态上。一座面积有限、四面围墙的园林，难免给人一种凝固、闭锁的感觉，但造园家却能运用具有动势的造型艺术，使一座小园平添活力，俯仰成趣。比如一条弯弯的园林小路，因曲折而给人以蜿蜒向前的动势；那高高的尖塔，高耸着指向苍穹，仿佛在向上升腾。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如亭、廊、楼、阁，是庄重的、静止的，但为什么不让人感到沉闷、压抑呢？这就妙在中国古人创造了“飞檐”这种形式。它使房顶四角像飞鸟一样展翅欲飞。在屋脊和飞檐上又有龙、凤、麒麟、人物、飞禽走兽等饰物，以及瑞云、卷草这类纹饰，具有腾跃之美和天马行空之感。

　　中国古典园林叠山、理水以及建筑、花木的设置，都是力求营造山高水低、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使得游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得到美的享受。在园中漫步，随着地形的起伏和建筑的高低错落，既可仰观亭台楼阁，也可俯视绿水红鱼，美不胜收。

　　造园强调有山有水，园以山奇，山因水活；山是静的，水是动的，二者结合，死山也就变活了。至于那流水的声响，更会使静静的园林充满生机。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常常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山静泉流，水静鱼游，花静蝶飞BOB，石静影移，都是静态形象中的动态美；而各种动势相互影响，又会产生某种张力，更加强了园林生机勃勃的动态美。这正是任何艺术门类都无法体现的综合艺术，它寄托着造园家潜在而热烈的动态追求。

　　中国古代的造园家们早就掌握了园林景观的时间性，使“良辰”和“美景”互相融合，使时间和空间互相交感，构成一个个动态的风景系列。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推移，园林的景色也变化无穷，所以园林审美讲究季节的动态变化。事实上，季节变化之美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是被有意识地突出和强化的，如扬州个园的四季假山，借助石料的色泽、叠砌的形体、配置的花木以及光影效果，使四季假山各有鲜明的季节特征，游园一周，如度一年；再如杭州西湖的造景，春有“柳浪闻莺”BOB，夏有“曲院风荷”，秋有“平湖秋月”，冬有“断桥残雪”。

　　中国古典园林主要是借山水、花木、建筑等物质实体来表现造园家的审美理想，因此它是一种空间艺术。游人对园林的审美活动，总是通过静观与动观这两种不同的赏景方式进行的。适合静观的位置多在厅堂、轩榭、楼阁、亭台、古迹等处，这些地方往往视野开阔，景色迷人，文化底蕴深厚，宜坐宜留。当然，即使是相对静止的景物也因观赏角度的不同而面貌各异，正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下列说法不属于“人们游赏一座封闭的园林，不会感到静止与凝滞”的原因的一项是（

　　A．中国古典园林中众多动势的互相作用，强化了古典园林富有生机活力的动态美。

　　B．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具“动静合宜，化静为动”的特点，体现了园林的综合艺术。

　　C．中国古典园林的构筑强调有山有水，山静水动，那活泼的流水增添了无限生趣。

　　D．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都力求营造“处处有美”的氛围，使人获得诗情画意之感。

　　“春节”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撰、晋代范望注的《太玄经》注文中。当然，文中所谓的“春节”并非如今作为一年之始的正月初一，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它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故古人对其尤为重视，逐渐延展开来，就成了系统的历法礼仪。

　　关于春节的礼俗，经典文献或地方志书都有记载。如《吕氏春秋》就载有必做的三件事；第一，在立春节气，天子亲率朝廷要员，到京畿东郊行“迎春”祭典。典毕，赏赐参祭官员，发布蕴含阳德与柔和精神的指令，且布施惠及百姓。第二，诏命太史官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要求太史官仰观天象，明了日月星辰运行轨迹，使历法制定准确无误，让星象位置与运行周期记录成为往后的遵循。第三，在正月元日，天子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以祈求上天赐予五谷丰登BOB，而后率众回太寝祖庙，赐酒于众官，开怀畅饮。从其叙述的语境来看，立春可能是前一年的十二月，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正月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的典礼活动。

　　《吕氏春秋》上述所载为先秦以前的情况，足见上古社会对农耕的高度重视。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之发展变迁，“籍田”仪式逐渐淡化，而“岁旦”日之礼仪则不断增加新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南北朝时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提到了正月一日，要有“爆竹”“桃板”“门神”等。唐代的韩鄂撰《四时纂要》也有类似记载，其中所谓“爆竹”，首见于《神异经》，该书旧题东方朔撰，此人被道教列入仙谱，《列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均有东方朔之传，故其书所言“爆竹”当出自道教。道教的桃符也逐渐演变为书写祝语的楹联，成为先民们过年时避凶迎祥的象征。在桃符、爆竹流行的过程中，道教承袭于远古的灶神信仰、玉皇大帝信仰以及体现“天地水”崇拜的“三官信仰”也在民间社会扎根。过年前的“送灶神”、过年后的“迎灶神”“接财神”、正月初九的“天公节”，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节”都有着道教文化烙印。汉代以来的“灶神”，被道教奉为“司命灶君”，主管每户命籍，攸关生死存亡；道教的玉皇大帝成为正月初九“天公节”仪典中的主要祭拜对象；作为春节仪典尾声的“元宵节”同时也是道教祭拜“三官大帝”的上元节。

　　如何看待春节礼俗？站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认知。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古老的春节礼俗不仅经过了漫长历程，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感恩。远古时代，天子为什么要率领百官到郊外去祭拜天地？因为天地生养万物，万物就是衣食父母，人通过汲取万物滋养而生存，这是根本所在。《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思是讲；天子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全天生的各种存在物，包括动物、植物。从这个角度看，上古时期的岁旦郊祭，即是天子为天下做出表率，像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报答天地的恩情，实际上也是保护生态的一种宣示，更是一种符号象征。

　　祈福。从生存角度讲，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们的先民对此不仅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付诸行动。《吕氏春秋》所讲的“无失经纪，以初为常”，就是要通过观察，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四季变化的节奏，以便有所遵循，从而平安而健康地生活。燃爆竹、置桃符、画门神、贴春联等习俗，也是人们对平安健康、幸福生活渴望的继续。

　　反省。自上古所形成的祭祀礼俗，伴随着先民们的自我反省。古人在祭祀的时候，要检讨以往的行为，若有过失，就得纠正，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是如此。例如《太上灵宝补谢灶王经》说，司命灶君“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意思是说；灶王时刻监察一家命口的善恶举动，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明白是非功过，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

　　A．最早见于扬雄《太玄经》一书中的“春节”一词，不同于如今的正月初一，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立春是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标志。

　　B．《吕氏春秋》一书记载有先秦以前天子都参与的东郊“迎春”祭典、诏命太史官管好文献经籍、制定历法以及开春举行“籍田”典礼等春节礼俗。

　　C．“岁旦”日礼仪新增内容不断，从汉代开始逐渐替代了“籍田”仪式，岁旦节庆还逐渐显现出道教文化色彩，这与社会经济之发展变迁是有关联的。

　　D．作者认为站在不同角度、立场去看待春节礼俗，会有不同的认知。因此，他决定了解古老的春节礼俗和它的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现实意义。

　　A．文章指出从汉代开始，岁旦节庆就逐渐体现出道教的文化色彩，过年后的“接财神”“天公节”“送灶神”“元宵节”等都可以佐证。

　　B．文章主要从“感恩”“祈福”“反省”三个方面对春节礼俗蕴含的深邃文化精神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进行阐述，用的是并列的结构形式。

　　C．文章引用《吕氏春秋·本生》所说的“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意在支撑天子岁旦郊祭是在为天下做出报答天地恩情的表率。

　　D．文章末段论证了春节礼俗所蕴含的感恩、祈福和反省等深邃的文化精神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国家治理等依然具有其现实意义。

　　A．在正月元日那天，天子举行开春的“籍田”典礼，目的是祈求上天赐予五谷丰登。

　　B．作者认为天子到东郊行“迎春”祭典之“立春”，是前一年的十二月而非正月后。

　　C．汉代以来的司命灶君，主管每户命籍，故而祭灶就是要懂得忏悔，伴随自我反省。

　　D．从生存角度讲，我们先民对“平安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要”认识足且付诸了行动。

　　沈从文借人性议题曲折展开他对“国民毛病”的教治方案，这和鲁迅弃医从文、以笔为旗展开国民性批判其实有着极大的相似处（这也是沈从文受到鲁迅影响的一个最明显的反映）。鲁迅以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鲁迅曾提到过国民性改造的三大命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沈从文的“国民毛病”的诊断方案几乎完全包含了鲁迅所思考的国民性改造的三大命题，从《中国人的病》一文来看，沈从文对人之为“人”的权利的强调是建立在他对民族国家公民责任、义务的体认上BOB。沈从文还认为，国民对个人正当权利的争取、对个人义务的承担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最为基本的自救之道，“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文学作为“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的一种新方法，它对于“新国民”新观念的塑造是通过鼓吹公民权利的确认、义务的承担，在“人权”的高度上肯定它对于国民人格提升的意义。

　　而在1935年写就的《尽责》一文，沈从文针对当时“读经救国”风气的浓厚的情况，反对用符咒般的来缚来麻醉人们的思想：“……单纯提倡读经，经书不发生影响，则糟蹋国民精力，毫无代价。若发生影响，使全国人民尽成及格秀才，更挫折国民应付当前与未来环境的勇气。总而言之，从大处看，这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沈从文萦系于心的乃国家的强大、民族的进步，自然远离那种“帝王与臣仆信士”的人生观的价值旨趣。在他看来，诸如“读经”之类皮相做派不但不能振奋民族精神，相反还会形成社会发展的禁锢，且不利于“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国民软弱心理的克服正需借助于“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死里求生的精神”。

　　由此出发，沈从文的“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辨析也结合到他对乡土社会的这一美好传统的认识上，他开出的“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要旨就是要激发国民“对一切事皆死里求生的精神”，诉诸国民的国家意识来达到乡土书写的不用之用，乡土书写的疗救功能因此就从“国民毛病”的救治方案的背景中显露出来。王德威指出：“沈从文的写作其实响应了二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文化、政治局面，他的作品应被理解为‘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而非例外。”如果在“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来理解沈从文的乡土书写和牧歌情调的抒发，他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也可以看作新文学启蒙传统的另一种展开，是启蒙传统的组成部分。

　　自然人性提供的是有别于“国民毛病”的人性发展标准，如果形成坚持自然人性的共识，“国民毛病”的诊断就不至于失去可依参照的向度，于此，乡土文学还是能够完全纳入“为人生”的文学视域，并挺立着它的社会批判理念。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便不得不承认沈从文乡土书写自然人性的表达暗含意图明确的功利倾向。沈从文自己就说过：“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沈从文本人对这种文学的启蒙功利作用不绝对排斥，相反，他还有意赞同，有意从文学实践中维护，就是证明。

　　A．沈从文和鲁迅相似，都有对人性的思考，直接批判中国人国民性的缺点，并提出自己对国民性的救治或改造方案。

　　B．沈从文反对“读经救国”的做法，他认为单纯提倡读经，不管发生影响与否，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甚至威胁民族的未来。

　　C．沈从文乡土书写疗救功能的背景是“对乡土社会的这一美好传统的认识”，目的是达到乡土书写的不用之用。

　　D．自然人性提供的人性发展标准与“国民毛病”的人性发展标准一致，可以为“国民毛病”的诊断作参考。

　　A．文章开头引用鲁迅的话语和观点，概括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及改造的认识，并由此引出沈从文关于国民性思考的内容。

　　B．文章举沈从文《中国人的病》一文，意在表明“人权”是人的正当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得到“人”的各种权利。

　　C．《尽责》一文阐述了沈从文对“国民毛病”的关注与思考，为下文论述其乡土文学“为人生”的观点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D．第四段引用王德威的话说明沈从文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表明他的作品属于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是具有启蒙意义的。

　　A．对于鲁迅国民性改造的三大命题，沈从文乡土写作主要思考的是“它的病根何在”这一命题。

　　B．塑造“新国民”的新观念，人们除了要明晰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还要远离麻醉思想的行为。

　　C．“对一切事皆死里求生的精神”有利于克服国民软弱心理，让国民在救国家的同时也救自己。

　　D．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中蕴含社会批判理念，虽然有明确的功利倾向，但也有功利的好处。

　　词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是宋以来研治词史学者们争执不休的一个问题。词大约是在初盛唐产生，从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新诗体。唐代称当时流行的杂曲歌词为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

　　词，作为一种配乐歌唱的抒情诗体，它的兴起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产生可追溯到隋唐的“新声”（燕乐）或更早的汉魏乐府，直到晚唐、五代才逐渐摆脱按曲拍谱词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

　　宋词的发展有它本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全国，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经济趋于繁荣。宋王朝在削平小国后，不仅俘其国主，掠其财富，而且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伎掳入京华，“四方执艺之精者皆籍中”（《文献通考·乐考》）。宋太祖赵匡胤更在“杯酒释兵权”时，劝开国的武将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置歌儿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或竞蓄歌伎，或流连坊曲，竞相填写新词；朝野上下，均以能词为荣。

　　宋初的词人，作品主要是自然清新的小令。这期间，王禹偁的《点绛唇》，清隽旷远，优美明快；潘阆的《酒泉子·长忆观潮》，胸襟空阔，雄杰俊逸，别饶韵致；林逋的作品，以及欧阳修的《采桑子》等清隽、疏朗、质朴、自然。它们或掀两宋词的帷幕；或开豪放词的先河，使人读之如闻空谷足音；或具有敦煌曲子词中某些民间词的风味，使人耳目一新。

　　但是，无论内容或形式，对两宋以及后来词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李煜和柳永的词作。李煜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精于书画，妙于音律，在文学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尤其是成为阶下囚后的词作，一空依傍，直抒胸臆，既短小明朗，又含意无穷，被称之为“神秀”之作（《人间词话》）；艺术境界高大阔远，“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复堂词话》），语言天成自然，流走如珠。他的词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屈原的《离骚》一样，成了中国古代文化领域里最宝贵的遗产。李煜词在艺术结构和语言方面的成就，影响了宋代许多词人。范仲淹《渔家傲》气魄宏大，苍茫浑成的风格；柳永词大开大合，寄托感慨，意境深远的铺叙手法；苏、辛浑然一体，气象阔大的豪放词风；晏殊、欧阳修、李清照等语出明净，宛转天成的特色，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的影响。

　　柳永是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创制的慢词，风行天下，“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无论“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萧瑟清晨，或是“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的暮霭初收，“怒涛渐息，樵风乍起”的秋浦江上，“霜风凄紧，关河冷落”的残照楼头，都情景交融，在景色描绘中凝聚着词人真实的离愁和身世之感。像柳永那样在创意和创调两方面同时做出巨大贡献的全才，在中国的词坛上是绝无仅有的。

　　虽然苏轼以他那广阔的创作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和自如的语言驾驭能力为宋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北宋的词坛却始终是婉约派的天下。这与宋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耽于安乐”，几乎是贯穿整个宋王朝多数君臣的通病。因此，即使是在豪放词波澜衍漾，滚滚向前之时，婉约词仍能有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姜夔、吴文英、王沂孙三大派，他们虽然风格迥然各异，但都宗周邦彦为师，讲究音律和锤炼字句。

　　A．宋词虽源于隋唐的“新声”（燕乐）或更早的汉魏乐府，但直到晚唐、五代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

　　B．词是一种可配乐歌唱的抒情诗体，它的兴起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宋初的词作都是自然清新的小令。

　　C．宋词由小令发展到慢词，柳永贡献巨大，于景色描绘中凝聚着真实的离愁和身世之感，扩大了词的题材。

　　D．豪放派的词虽然有广阔的创作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和自如的语言驾驭能力，但始终没能一统词坛天下。

　　B．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经济趋于繁荣。

　　C．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BOB，蓄歌伎，填写新词，均以能词为荣。

　　A．李煜是我国历史是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精于书画，妙于音律，在文学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

　　B．李煜虽为亡国之君，但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思想境界都可与曹雪芹、屈原在文学史上并立。

　　C．代表李煜词最高成就的是他成为阶下囚后创作的“一空依傍，直抒胸臆，短小明朗，含意无穷”的作品。

　　D．李煜词在艺术结构和语言方面的成就对宋词影响深远，无论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都曾从他那吸收营养。